我的FUKUSHIMA老师

今天是教师节，Fukushima是我的一个值得我一生记忆的老师，是一个可以称得上我一生中的人生导师的一个人，也许他并不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学生在如此感激他。 Fukushima老师是我2003年在美国学习时候的妇产科主任，是指导我科研的老师。 Fukushima是他的姓，名为Teiichiro，我至今还不是特别清楚他的名字怎么念，别人有的时候就简称他为Fuku。要问他是哪个地方的人，比较难回答。他父母是日本人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居家搬迁到巴西，他出生在巴西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又移民到美国，成为一个医生，所以现在也许应该称他为美籍巴西裔日本人，他留着日本人经常有的那种山羊胡，他是一个天主教徒。 2003年，因为一个科研项目需要到美国洛杉矶学习，师从胎儿监护仪的发明人Edward Hon教授（BTW, Dr. Hon出生在广东，从小移民到了澳大利亚，他2003年来过协和讲课），Fukushima是Hon教授科研项目所在医院的妇产科主任。因为Hon教授没有空带我，所以基本上是Fukushima带我。 出国之前，我所理解的医患关系就是一个有点冰冷的关系，10年前医患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这么大，但是也是有点冷冰冰的。但是，这一切，都在我那一次的美国之行后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 到医院的第一天，我特别兴奋，有了电话以后，到了房间就给我在圣地亚哥的同学打电话，电话足足打了20多分钟，当我挂掉电话的时候，听到了敲门声，打开一看，居然是Fukushima老师，问我需要不需要额外的帮忙，我很不好意思，问他在外面等了多久了，他说居然等了我10多分钟，我顿时甚为羞愧。没有想到一个科室的妇产科主任，居然可以为我一个国外来学习的医生站在门外等待这么久。 这只是开始，此后，Fukushima老师的一点一行逐渐影响了我，甚至让我重新了定义“医生”这次词。 那一天，我和他在医院里面等电梯，看到远处一个病人坐在轮椅上被推过来，电梯来的时候，他优雅地将电梯门一挡，静静地等待病人的轮椅车先进入了电梯，对于我一个习惯了医院里面医生是老大的人，表面上我虽然没说，却是震惊了他的那么一个优雅的一挡，至今深深地记在脑海里面。病人优先，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。 再一天，他带着我去看产后的一个病人，是剖宫产术后的，那个医院是在洛杉矶的穷人区，产妇是一个黑人穷人，她看到医生来，想要起来下地，因为剖宫产术后的疼痛，下床困难，他看到了，立即去了床旁，搀扶着产妇下床，那一刻，我又惊呆了，要知道，那个时候工作了5年，我在国内医院里面习惯听到医生对病人的训斥，鲜有见到医生对于病人有这么一个搀扶，而在这，一个妇产科的主任，可以为一个贫穷的病人亲自搀扶下床，那个时候我知道原来医生也可以这么做！ 再一天，一个产妇的孩子因为有问题被转入到了新生儿加强监护病房，我和Fukushima老师陪着产妇在看那个28周的新生儿，我们因为是医务人员，可以很近见到新生儿，产妇和丈夫在玻璃门外不能近距离看孩子很是伤心。Fukushima老师拿出自己的相机，给孩子拍了一张照片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拿着在自己家里打印好的照片给产妇送到了床前。那一刻，我又震惊了，原来做一个医生可以这样为患者这样服务。 每周跟随Fukushima老师到一个社区私立医院去看一个门诊，每次他都和那个护士热情地介绍我，到了门诊的时候，他会在病人进来之后，先问病人，我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同事跟我看门诊，你是否同意。当然，一般情况下病人都会说可以。在门诊中，发现老师每次都是以细致耐心的态度在对待患者，在那，我感受到的是服务，医患关系在那不是冰冷冷的，是暖心的。 Fukushima老师每次到外面去讲课的时候，我作为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每次都将我带上，美其名曰可以走Car pool（洛杉矶的快速道），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是想让我多学习。路上，他也教我他自己是怎么学英语的，给我讲一些圣经故事。在他们那的住院医师也没有得到我这样的待遇。 那一年的圣诞节是在他家中度过的，我和他非亲非故，但是他却是把我带到他家中度过西方人中一年最重要的节日。 跟随Fukushima老师仅仅是短短的3个月，但是给我带来的改变却是一生的。他让我重新定义了医生这个词，让我知道在美国，医生无论多么高尚，无论怎么高收入，都是服务于老百姓的，都要以一个服务的心态来对待每一个病人。那一年回国了以后，我就以Fukushima老师作为我自己的榜样，摆正心态，以服务于病人的心态来要求自己。也正是因为此，使得我在病人心目中赢得了好口碑。 改革开放30年，中国在很多地方已经和国外很接近，去看机场、商场、酒店、咖啡馆，都可以和国外相当，唯独在医院，仍然是一个让老百姓头痛的地方，医疗上是有很多制度的问题，但是一味以制度为借口，不改变自己，那就只有用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患者。我知道改变我的同行很难，在中国医生们还在讨论着医疗行业